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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(第1页)

早上六点半,夜市还没散尽的油烟味顽固地钻进鼻孔。我拖着沉重的腿,把昨晚没卖完的几件廉价T恤塞进那个磨损得露出白色底衬的大号编织袋。隔壁摊主老王的大嗓门划破了清晨的微凉。

穗子,收摊啦今天够早啊!

嗯,苗苗幼儿园有活动。我扯了扯嘴角,算是回应。肩膀被编织袋的带子勒得生疼,这重量提醒着我生活的真实。

就在我费力地把袋子甩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手电三轮时,眼角余光扫到斜对面空了好几天的摊位。那地方之前卖烤鱿鱼的,油烟冲天,熏得人头疼。现在停着一辆崭新的、擦得锃亮的三轮小吃车。车斗里炉灶锅铲一应俱全,蓝底白字的招牌还没挂上。

新摊主正背对着我,弯腰整理着什么。背影有点眼熟,宽阔的肩膀,后颈处剃得很短的头发茬子,还有那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旧工装夹克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不可能。

绝对不可能。

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在我隔壁摆摊这念头荒唐得可笑。离婚时,他可是连孩子的抚养费都推三阻四,一副从此天各一方、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。

我摇摇头,肯定是太累了,眼花。手指用力,拧动了电三轮的油门,老旧电机发出不堪重负的呜咽。就在车子往前蹿的瞬间,那个背影似乎听到了动静,直起身,转了过来。

清晨灰蒙蒙的光线落在他脸上。

时间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。我捏着车把的手瞬间冰凉,血液似乎都凝固了。

那张脸,烧成灰我都认得。

何永。

我的前夫。苗苗生物学上的父亲。一个在我孕期出轨、孩子高烧四十度时还在陪新女友看午夜场电影、最终在女儿三岁时拿着离婚协议让我签字的男人。

五年了。整整五年,音讯全无。

他怎么会在这里还推着一辆煎饼果子车就在我卖廉价T恤的隔壁

我脑子里嗡嗡作响,像有一千只苍蝇在飞。电三轮还在往前拱,眼看就要撞上他崭新的小吃车。

哎!看着点!何永猛地伸手,一把撑住了我那辆快要散架的电三轮车头。一股不算大的力道,却稳稳地让车子停了下来。

距离太近了。近得我能看清他眼角新添的几道细纹,看清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青色胡茬,看清他藏蓝色工装夹克袖口磨出的毛边。他身上没有了以前那股廉价古龙水的味道,只有淡淡的、混合着机油和汗渍的气息。

他显然也认出了我。眼神从最初的茫然到惊讶,再到一丝极其复杂的、难以形容的情绪掠过,最后定格为一种刻意的平静。他飞快地松开扶着车把的手,像是被烫到一样,插回夹克口袋里。

何穗他声音有点干涩,带着点不确定。

我喉咙发紧,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胃里一阵翻搅,昨晚为了省一顿饭钱只啃了半个冷馒头的感觉又涌了上来。我死死盯着他,指甲掐进掌心,用那点细微的疼痛提醒自己保持冷静。不能失态,尤其是在他面前,尤其是在这种地方。

妈妈!一个清脆稚嫩的声音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。苗苗像只小蝴蝶,从旁边老王摊位的布帘子后面钻出来,小跑着扑到我的腿边,小手紧紧抱住我。她今天幼儿园亲子活动,穿了条洗得发白的粉色小裙子,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子,是我早上匆匆忙忙给她弄的。

妈妈,我饿了。苗苗仰着小脸,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,又好奇地瞟了一眼旁边崭新的小吃车,还有小吃车旁边那个高大的陌生男人。

何永的目光落在苗苗脸上。那眼神,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蛰了一下,瞬间变得极其复杂,有探究,有陌生,还有一丝极力压抑的、连他自己可能都没察觉的震动。苗苗长得像他,尤其是鼻子和嘴巴。他嘴唇动了动,似乎想说什么。

走,回家,妈妈给你煮面条。我一把抱起苗苗,把她的小脑袋按在我肩膀上,隔绝了何永的视线。我不敢看他的表情,更不敢让苗苗和他有任何接触。我的声音绷得紧紧的,像拉满的弓弦。

我想吃煎饼果子!苗苗在我怀里扭动着,小手指向何永的小吃车,妈妈你看,新开的!闻着好香!

回家吃面条!我几乎是低吼出来,声音带着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尖锐。苗苗被我吓了一跳,小嘴一瘪,眼圈立刻红了,委屈巴巴地看着我。

哦……她小声应着,把脸埋进我颈窝。

我抱着女儿,几乎是落荒而逃,发动那辆破电三轮,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夜市。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刮在脸上,我用力眨着眼,把那股不争气的酸涩逼回去。

何永回来了。

在我隔壁摆摊卖煎饼果子。

这个世界真是荒谬透顶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被迫习惯了一个噩梦般的存在——何永。

他的煎饼摊,像个钉子户,牢牢地钉在了我T恤摊位的斜对面。那辆崭新的小吃车,蓝白相间的招牌挂起来了,硕大的何记煎饼四个字,刺眼得很。他动作倒是麻利,摊煎饼、打鸡蛋、刷酱料,一气呵成。生意居然还不错,尤其是早上上班高峰,排起小小的队伍。

我刻意地无视他。收摊、摆摊,都掐着点,尽量避开他出摊和收摊的时间。实在避不开,就像陌生人一样,眼神都不会飘过去一丝一毫。他倒也没主动凑过来搭话,只是每次我推着三轮车经过,或者苗苗跟着我出摊在旁边小凳子上写作业时,我总能感觉一道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,或者更确切地说,落在苗苗身上。

这感觉让人如芒在背。

苗苗却对这个新邻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小孩子忘性大,早忘了那天早上的不愉快。

妈妈,你看那个煎饼叔叔,他摊饼转得好圆哦!

妈妈,那个叔叔今天给了我一根火腿肠,说是送的。她举着一小截火腿肠,献宝似的给我看。

我沉下脸:苗苗,不许随便要别人的东西!尤其是陌生人!我一把夺过火腿肠,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

苗苗委屈地看着垃圾桶,又看看斜对面忙碌的何永,小声嘀咕:叔叔不是坏人……他给的煎饼里鸡蛋特别多……

我说不许要就是不许要!我的声音拔高了,带着自己都厌恶的烦躁。周围几个摊主投来诧异的目光。我胸口堵得难受,赶紧低下头整理那些卖不出去的廉价T恤。

何永那边没什么动静,只是摊饼的动作似乎顿了一下。

日子在这种诡异而压抑的气氛中一天天熬过去。直到那个周末的深夜。

苗苗睡着了,小脸红扑扑的。我累得骨头缝都疼,刚想躺下,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,滚烫!再一摸小身子,也烫得吓人。我猛地坐起来,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赶紧找出体温计,39度8!

我慌了。苗苗从小身体就不算壮实,但烧这么高还是头一次。我抖着手给她穿衣服,自己也胡乱套上外套,抱起她就往外冲。深秋的夜风冷得刺骨,我抱着滚烫的女儿站在空旷的街头,那辆破电三轮偏偏在这时候掉了链子,怎么踹也踹不着。

绝望像冰冷的潮水漫上来。打车这半夜三更的老城区,出租车影子都见不到。最近的社区医院走过去也要二十多分钟,苗苗烧成这样,等不起!

就在这时,斜对面的卷帘门哗啦一声被用力推了上去。何永穿着那件旧夹克,头发乱糟糟的,显然是刚从被窝里爬起来。他看到我抱着孩子站在寒风里,脸色一变,几步就冲了过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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