睁眼是1970年土坯房的房梁。
黑黢黢的。
糊着旧报纸。
煤油灯豆大一点光,烟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
身下的炕席硌得慌。
我抬手,借着那点光看。
瘦,黄,一层皮包着细伶仃的骨头。
手指头肚儿上几个冻疮疤,紫红色,刚结痂。
不是做梦。
我真回来了。
回到十五岁这年,全家命运的岔路口。
上辈子,就这个冬天,我爹摔断了腿。
没钱治。
拖拖拉拉,成了瘸子。
队里重活干不了,工分挣不够。
家里塌了天。
娘熬干了心血,不到五十就走了。
弟弟冬青,那么聪明的娃,为了省口粮给我,饿得晕在学校门口,磕了后脑勺,人傻了。
我呢
顶了爹的缺去修水渠,肩膀压得变了形。
后来嫁了隔壁村瘸腿的老光棍,换了两袋苞谷面。
三十岁不到,咳血咳死了。
闭眼前,听说堂姐林梅在城里当了官太太。
风光的很。
她凭啥
凭她那年顶了我的名,上了县里的工农兵大学!
那通知书,本该是我的。
是我趴在油灯下熬了无数个夜,考上的!
被林梅她娘,我那个好二婶,从大队部截了胡。
塞给了她亲闺女。
这辈子,我回来了。
知识。
我脑子里装着几十年的知识。
还有全家人的命。
都得攥紧了。
秋丫头!死哪去了
二婶那破锣嗓子在院门口炸开。
懒骨头!日头晒屁股了还挺尸赶紧的,把鸡喂了!你梅子姐今天要去公社,给她煮俩鸡蛋路上垫吧!
我慢吞吞爬起来。
套上打补丁的厚棉袄,冰凉,硬得像铁板。
推开吱呀作响的破木板门。
冷风刀子一样刮脸。
二婶叉着腰站在院里,下巴抬得老高。
她闺女林梅,穿着八成新的碎花棉袄,围巾捂得严实,只露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睛。
二婶,我嗓子有点哑,是冻的,鸡还没下蛋呢。
没下二婶三角眼一瞪,哄鬼呢!昨儿个你娘还摸出仨蛋!
喂狗了。我说。
啥!二婶声音拔高八度。
昨儿后山蹿下来一条野狗,差点叼走咱家芦花鸡,我拿鸡蛋砸它,才吓跑的。我语气平平,搓着冻僵的手,要不,鸡没了,一个蛋都没了。